我心中的太阳——哈外专的红色记忆（节选）
（转自：黑龙江大学70年校庆献礼纪录片）
1.在最艰苦的时刻，张闻天推荐王季愚从佳木斯东北大学来到外国语学校任政治处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哈外专的两位卓越领导人王季愚和赵洵，延安别后一年多在这里重逢了，赵洵任教务处主任。从这时开始，到1958年赵洵留学苏联，两人肩并肩一起工作了辉煌灿烂的12年。与赵洵同时到任的赵向担任学校政治处副主任。原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张天恩、尹企卓、卢振中、高世英、闫明智、苏英等同志，陆续被调来协助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
赵洵同志回忆说：“在战局紧张的时候，学校除了口粮和军装以外全部需要自给。这时季愚在党组会上提出把延安带来的黄金卖掉，买了10辆日本人留下的旧卡车，由谢家彬负责去集宁金矿跑生意，这样一来学校生活慢慢好起来，还换回砂糖、苹果和极其少见的巧克力，这些东西自己人不准动全部给两家苏侨教师。为送病号和外教进城还买了一辆淡青色的马车，大家称之为青鸟”。
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两位女校长把学校生活打理得那么精彩，老师教书学员学习的热情十分高涨。此时担任学校政委的是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张如心，他多次给师生做报告，宣传党的历史。大家十分关心战局，赵洵同志只要得到前线打胜仗的消息马上向大家通报，没有锣鼓就猛敲脸盆，庆祝胜利。
2.从复校到建国前后，部队和党政机关到处都急需俄语翻译，所以哈外专几乎月月都有学员提前毕业，月月都有新生入学，面对这种情况，王季愚坚决贯彻刘亚楼的办学思想，她说： “这个阶段要大胆采用直接教学法，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实践课为主”。为此大量聘用苏侨任教，不只是主讲教师是苏侨，连助教、打字员、 图书管理员、舞蹈教师、美工和清扫员都是苏侨。在校内不准说汉语只能用俄语交流。
3.1949年初，哈外专校部迁至白楼之后，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和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哈外专作为全国培养俄语翻译的主要阵地，任务异常艰巨。1949年8月，周恩来邀请王季愚到北京汇报工作。会见是在张瑞芳母亲家的四合院里，周恩来要去看望张母，张瑞芳告诉他王季愚来到北京后刚刚住在这里，周恩来让张瑞芳转告就在她家听取王季愚的汇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要求哈外专10个月内向中央提供200名俄语翻译。不久，陆定一和安子文将哈外专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意见拟定了七条决定，以中央办公厅文件转发，并给学校拨出3万元办公经费。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到年底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使在校生从原来的300多人骤增到1127名，教师也增加到100多名。
4.1949年12月下旬毛泽东访问苏联，经过二个月的斗争，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27日下午到28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归来途经视察哈尔滨。毛泽东下榻于颐园街1号，周恩来住隔壁3号。令人羡慕的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视察哈尔滨不足20个小时的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王季愚和赵洵等同志被周恩来邀请到颐园街1号，就在这个房间里，从晚上11点谈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听取了半年前交办任务的落实情况，并对学校工作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当晚，周恩来还交给王季愚校长一个俄文急件要求清晨译出，内容是关于秋林公司资产问题。刚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确了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港口主权回归的时限，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秋林公司是需要解决的一类问题。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接见了王季愚等同志。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外专当年肩负着为国防和外交工作服务的光荣历史使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工作的。
5.王季愚校长一直主张在学习外语的同时必须学好母语，外语学科应与其它人文学科相互渗透，这样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翻译家。为此，外专为学员设置了文史理论基础课，成立了国文教研室，学习苏俄历史和现代汉语修辞，并配备了如周艾若和李人纪等这样高水平的中文教师。王季愚校长还经常请戈宝权、吴伯萧等著名翻译家和作家来校小住，开设俄苏文学和翻译讲座课。其实王季愚本人就有很高的国学休养，她的现代汉语和古汉语造诣颇深。人们只要知道哈外专的校长和副校长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过《在人间》的王季愚和翻译过《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赵洵，就会明白为什么哈外专会产生像力冈这样的翻译大家。
6.开办研究生班是学校的重要战略举措，王季愚校长说：“单纯依靠苏侨任教并非长久之计，他们迟早是要回国的，要办好学校发展正规教育，最关键的是尽快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从1950年11月起，学校先后举办了六期研究生班，请苏联语言学专家授课，仅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培养了200多名研究生，形成了一支人数多、水平高、兵种齐全的教师队伍。实践证明，这一步走的非常及时，到1954年大批苏侨陆续回国的时候，哈外专的教学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顺利地过渡到由中国教师任教，并为今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早在马家沟校舍办学的时候，王季愚就凭着延安的老关系把《解放日报》国际评论员陈泉壁，挖来任学校政治教研室主任。他的时事教育大课，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精彩点评，就像一团火，点燃了同学们的革命激情。王季愚校长亲自给师生们作报告讲授社会发展史，总是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在讲到要害或关键之处，她会将手中粉笔头向空中一掷，不容质疑的结论，在年轻人心中树立起坚定的信念。这样的学校怎么可能只有流利的外语而没有理论思维和政治信念？所培养的人怎么可能只有知识而没有远大理想呢？
8.在五灰楼的后面，学校建设了两栋家属楼，解决了已婚教工住宅和儿童入托入园的问题。临街的家属楼的一层是学校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王季愚和赵洵以深情的母爱，呵护着教工们的孩子，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还饲养了十头荷兰奶牛每天给孩子们专供鲜奶。宋庆龄曾经视察哈外专的幼儿园，热情表扬和鼓励学校所做的工作。
王季愚对干部教师学生要求严格，却有手足之情母爱之心，操心他们的吃住与冷暖、困难与负担。她在马家沟飞机场附近办农场养猪养牛养鸭养鸡改善大家的伙食，在太阳岛购地建房买船供大家娱乐休闲，在帽儿山买房建院大家轮流去疗养休息。她艰苦朴素一辈子，却对周围有困难的同志一贯慷慨解囊。甚至在文革中她只有30元钱生活费的时候，仍然接济了同样遭受文革劫难的9个孩子，视若亲生骨肉竭尽全力保护了他们。这是1981年九个孩子为王季愚校长扶棂的照片。
王季愚对教工们的孩子是那样倾心，加上紧张的工作，反而忽略了对自己女儿的细心照料，以至于力凡生病，终于不幸。这是她从延安带来的可爱而饱经风霜的女儿力凡和儿子力平。这是力凡在上海遭受文革迫害去世后，老人家凭窗而泣令人撕心裂肺的一张照片。
大多数人经常看到的是王季愚校长工作上指挥若定气宇轩昂的一面，对同志对学生和蔼大度悉心呵护的一面，却不知道她同时在默默地承担着多大的来自家庭的沉重负担和个人的不幸遭遇。这是一位巨痛压顶不低头，性格无比坚强的人！也是用一生的宽容对待人，包括给自己造成不幸的人，只要他人幸福自己甘愿承受命运安排的胸襟无比开阔的人！能够把坚强与宽厚两个很难兼容的东西融合的一起的，只能是具有崇高思想和人间大爱的人，这就是王季愚！
9.有一次王季愚校长到预科班巡视，用纯正的四川话对一个从四川来的叫陈隆增的男孩说:“到我们学校来不单纯是学俄语，首先要改造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男孩瞪大眼睛问：“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我不大懂。”“你坐过汽车吧，汽车的方向盘就好像一个人的人生观，是勇往直前，还是左转右转，就靠这个方向盘。革命人生观就是下决心干一辈子革命，临死都不动摇！小同乡，懂不懂？”陈隆增一下子明白了革命人生观是这么重要，并且一辈子也忘不了老校长的重要嘱托。
10.1954年，在速成教学告一段落和已经有了一支自己的教师队伍和相对稳定的教材之后，王季愚校长又及时提出学术建校。她说：“办学校必须从学术研究着手，单靠改进教学方法还不够，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外语理论水平。”1955年5月2日召开的第一届俄语教学研究会议，是哈外专开始学术建校的重要标志，也是由教学一个中心进入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转折点，保证了哈外专俄语教学始终保持在更高水平，奠定了俄语学科在全国领头雁的地位。
11.1958年李锡胤、潘国民、秦万年建议编撰一部中型俄汉词典，立即得到王季愚和赵洵两位校长的赞同和支持，并责成李锡胤组织编撰《俄汉详解词典》，可是中间因下乡办学一度被停止。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后，王季愚抓住俄语学员减少教师有余的时机，组成25人的编撰队伍集中力量编撰，又被认为学校编撰辞书是不务正业而被中断。1962年赵洵在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重提编撰俄语辞书问题，并与王季愚一起面见胡乔木和周扬求得支持，先借后调黑大外语系10人去北京继续编撰《俄汉详解词典》，仍由李锡胤主持，可是又因文革被中断。令我们深深感动的是，1975年周总理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批示在广州召开词典会议，并签发了他生前最后一个文件，规划编撰外汉和汉外各类词典百余部，给黑大的任务是编撰《大俄汉词典》。由此峰回路转，分布在各地的哈外老校友齐心合力辛勤工作，1981年编撰完成，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国际评论认为它超过牛津词典。接着在闫明复的大力支持下，1987年又将《俄汉详解大词典》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由赵洵、李锡胤、潘国民主编的这部巨典，从1958年开始编纂，中间三次被打断，三次重启，两代人携手接力，全国各地哈外专学子鼎立合作，历时40年，终于在1998年编纂成功隆重出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宋采夫教授评价它“是一部具有创世纪意义的词典。”《大俄词典》和《俄汉详解大词典》两部大典，不仅标志着哈外专在全国乃至世界俄语学术中的崇高地位，也显示了哈外专人罕见的聚合力和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在这项工作中卓有贡献的李锡胤2006年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潘国民2009年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12.1952年，王季愚校长就提出一个甚至连赵洵副校长都难以理解的然而却是高瞻远瞩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在郊外沙曼屯建设外专新校区。据赵洵副校长回忆说，王季愚校长预见到随着事业的发展，拨给外专的医大教学楼、邮电大楼等等，迟早总要让出来，而且她说：“学校本身也要发展，要有活动场地、绿色校园、运动场、图书馆、俱乐部、游泳池，学生要在绿荫中读书，要有一大片土地，现在不动手以后就晚了” 正是由于她的远见卓识，才有今天黑龙江大学这座美丽壮观的校园。
王季愚校长决策之果断、行动之快，令人震惊！1952年夏沙曼屯新校区开工建设，总面积十多万平米的教学楼、宿舍、礼堂及服务设施，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基本竣工。在前后楼之间预留了主楼建设用地。王季愚和赵洵在前楼绿地合栽了两棵椴树。
13.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任命王季愚为院长，赵洵为副院长，开始向正规化、多语种外语大学迈进。建院初期一方面大力加强俄语教学质量，一方面积极进行英语、德语等专业的筹建工作。1956年11月学院聘请的英德法语教师20余人陆续到校，这是德语班教师。1957年2月西语系正式成立。后来又开了日语。
1957年学校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根据上级按师生人数比例下达的“指标”，有200多名师生在反右扩大化中被打成右派。王季愚校长非常痛心而无奈。
早在1947年东北解放区开始三查三整时，有人在传达运动精神时说，凡非劳苦大众出身的都要清除出党。王季愚对此很不理解，便与赵洵一起向罗荣桓和刘亚楼反映情况，不久下达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决定》，保护了一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学生和干部。五十年代初开展三五反运动时，上级又给学校下达“指标”，王季愚校长亲自去市委要求撤销“指标”，提出“学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正确意见。这次反右扩大化，她又不顾上级对她提出的“不要犯组织性错误”的警告，尽一切可能保护了干部、教师和青年学生。
有人认为王季愚太右倾了，甚至认为她是右派的保护伞，对此王季愚不以为然，她曾经大度而风趣地说：“办学校没有什么，检讨、检讨、再检讨就是了。”正是因为她代人受过勇于担当的领导作风，保护和挽救了大批同志和他们的家庭。
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军队院校的哈外专对学员的政审非常严格，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也接连不断，在这种背景下，王季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相信和引导青年人。2006年力平向专程访问他的黑大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
14.1958年以哈尔滨外语学院为基础成立黑龙大学。刘达和王季愚首任黑大校长、副校长。这是王季愚与黑大其他领导成员在一起的珍贵照片。1964年主楼落成，90年代主楼顶部仿莫大造型改建。
15.赵洵副校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每当7月，走在楼前的小径上，有一种幽香沁人心脾，总是勾起我对季愚的无限怀念。她就是椴树，给人慰藉，给人芬芳，还给人缎蜜。”何止王季愚校长，赵洵与王季愚是密不可分的，这两株根连根枝干相绕的椴树，分明就是两位老校长啊！诚如周艾若同志所说：“两人风度各异、情调不同，但工作的配合天衣无缝、和谐共振，高山流水，丽日春风”。一个“国学夫子”，一个“西学博士”，铸成了我们母校中西合璧的深厚文化底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开放创新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