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季愚相处的日子

转自：黑龙江大学《沙曼杨柳》2008年第2期

作者：赵洵（人民教育家、哈尔滨老外专及早期黑龙江大学领导）

我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认识季愚的。以后一同工作，朝夕相处；即使分开，也书信来往，前后四十余年，可以说是“平生风义兼师友”了。她的思想、情操、学识、待人接物、工作方法，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她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她的高尚、伟大之处在于平凡之中，因而感人至深。每想写一篇献给她的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但提起笔来，往事历历，深痛我失此良师益友，心就不能平静，几次置笔。这里，我想摘出和季愚一起工作中的几个片断，献给她即将来临的八十冥寿。待以后慢慢地平静下来，再作长篇的回忆。

1956年，哈外院成立时的王季愚和赵洵

一、延安时期

我是在上海认识季愚的，当时我们都住在英法租界相连的一条街上。早上上班，常常遇上她的爱人。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们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是不来往的。何况她那时肺病很重，又怀着孕。当时她在上海正风中学教书，和我的爱人老黄是正风中学的同事。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老黄译完了《静静的顿河》第二部，准备出版。光明书店要求鲁迅先生写序言才给出，我就向季愚提起此事。她那时正译高尔基的《在人间》，答应介绍我去找许广平，这样我才见到了鲁迅先生。以后当她译文中出现什么问题时，找过我几次，此外来往不多。我对她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平易近人，中国文学修养甚高的老师。她穿一身蓝色毛料的旗袍，蓝色的皮鞋，一个皮包也是蓝色的，端庄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七•七”抗战后，我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天天遇见她的爱人。有一天听说她分娩了，我还要她的爱人请吃红鸡蛋，当时旁边有人给我使了一个眼色。那时我太年轻，简单，还没有明白大家回避此事的道理，后来才知道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季愚病得很重。接着上海失陷，大家都转移了，我和她也失去了联系。

1944年春天，我奉命从晋察冀调回延安，在分配工作时，周扬同志要我去鲁艺，并告诉我，季愚也在那里，我高兴极了。到了桥儿沟，在山下遇见了郑依平同志，他告诉我，季愚就住在东山。我于是放下背包，就直奔东山去看她。当我上山时，看见一位女同志背着一篓木炭往山上走，到了窑洞前，把木炭放在一个土台上，转过身来。只见她头上戴一顶破旧的帽子，帽檐都软得耷拉下来，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裤子上还补着两块补丁，头发向后梳着，神色安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季愚。我刚刚从敌后来，穿了一身老百姓的便衣，她却一眼就认出了我，久别重逢，真是高兴极了。进了窑洞，土炕上只有一条棉絮和一床被子，一架纺车，还有一个小孩，只有四岁，这就是力平；他姐姐力凡在东关小学住校。那时季愚是妈妈班的班长。在延安带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公家供应的物资有限，许多事要靠自己动手解决，还要帮助其他妈妈背米、背柴。那正是1942年“抢救运动”之后，东山上多数人被审查，情绪不好，她是支部委员，要做许多工作。她还抽时间译点东西，送大后方重庆发表，用稿费买点羊头给孩子煮汤吃，添些营养。

原来我从前方动身时，就想回延安后住党校学习。季愚知道我的想法，开导我说：“你是搞翻译工作的，在延安很需要介绍苏联文学，你把带回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稿子抄一抄，送后方出版，不很好吗？学习可以靠自己努力，看书、身体力行，何必非去党校？！”她就把一本刚刚收到的苏联名作家写的集子给了我，还要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给周扬同志看，又带我去见博古和尹达同志。为了能同季愚在一起，我同意分配到鲁艺工作。我开始翻译爱伦堡、西蒙诺夫等人的战地通讯和评价，在《解放日报》的每周文艺版上发表。博古同志也给我一些专论要我译。季愚却抽时间给我抄稿子，还组织了文学系的同学帮助我抄稿子。她说：“我的杂事太多，也译不了什么，你就译吧！”本来，我打算按季愚的意见，把稿子送到后方发表，后因周扬同志说可以在延安出版，就没有送出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延安韬奋出版社出版后，日本已投降。从延安转移时，所有的书都“坚壁”在窑洞里，被国民党军发现，全烧毁了，季愚后来一直责怪我没有听她的劝告。

当我在延安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就问起她的爱人在哪里？她说在重庆，仍在搞他的戏剧工作。她并没有告诉我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有任何怀疑。他们是地下党共患难而恩爱的夫妻。在上海时，有一次他爱人出差去重庆，打了个电报回来，电文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下面自然是“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了，可见他们之间感情之笃。那时，季愚还给商务印书馆标点廿四史，一万字才得四角钱的报酬。生活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从前两个孩子都没有活，虽然如此，他们毕竟是在白色恐怖下携手度艰危、相依为命的情深似海的夫妻啊！后来从重庆回来一个同志，见了季愚，大骂她的爱人；季愚只淡淡一笑说：“年轻时重爱情，中年应该重事业，不再提它吧！”我为之一惊，在她那淡淡一笑的后面，有多少痛苦和对故人思念，这只有她和我知道。

到延安不久，组织上要我译教材：苏联出的《近代史教程》。因为等着译稿讲课，工作量很大，日复一日，渐渐变得开完夜车我就头痛。季愚一到晚上就不让我工作了，我们坐在窑洞前，谈得很晚很晚。有时她觉得我工作多，晚上会饿，就把力平的小米抓一把，给我煮碗小米稀饭吃。冯牧同志也常常和我们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延安的夜色是很美的。当夜幕降临，天上洒下星光淡淡。有时，皓月当空，窑洞前树影斑驳，月光下可以看得清书上的每个字。多么美好的夜晚，万籁俱寂，只有我们和我们的希望同在。我好像以后再没有见过这么明净的星光和月色了。

有一次我问她：“你觉得老黄可靠吗？他为什么受到审查！”那时，我一直在前方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抢救运动”在前方还未开始。说老实话，我也不敢那么相信老黄了，觉得延安的许多事也不可理解。季愚和他是上海时代的同事，很了解他。季愚看出了我的心事，对我说：“你也许会遇到一个和你兴趣、性格相投的人，但像老黄那样爱你，那样尊重你的事业，爱护你的成长，那么忠厚、勤奋的人，你是再也遇不到的了。这里许多人不了解地下党，总会有一天，解放了大城市，就会清楚的。”她告诉了我许多抢救运动中过火的行为、违心的揭发等等。我后来常想，如果没有季愚，我几乎失去了老黄。以后的岁月证实了她的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给了我抗拒诈骗、谎言、逼供的力量。

这样，我和季愚相处了半年的时光。在生活上我会补补缝缝、织毛活、做鞋，她会做饭，我们邻窑洞而居，共同带孩子；在翻译工作上互相帮助，几乎是一家人了。星期六我去杨家岭看老黄，一切都过的那么和谐、平静，我们期待着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年底，我被调到中央军委直属外国语学校教俄语。这时，我拿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稿费，我们东山的熟人（荒煤、冯牧、严文井等）会了餐，都是季愚牵着毛驴，自己去十里外的新市场置办的。

我离开了鲁艺后，有什么事都回来和季愚商量，或者没有事也常常回来看看她，帮她下河洗洗衣服等等。特别留在记忆中的，是日本投降那个日子，延安沸腾了，人们从被子里掏出棉花，制成火把，晚上到城里去游行，大家都额手相庆；新市场上的店铺、摊贩喜悦得免费请大家吃梨吃枣，锣鼓喧天，大家都拉着我去跳舞。我溜出来了，跑到桥儿沟鲁艺去看季愚。我们一直谈到天明，各自谈起自己的家乡，我们决定不管到哪里都要兴办教育，因为久处农村，看见中国文化太落后了。我们相约一定今后还在一起工作，但具体去哪里，我们并不清楚，模模糊糊认为我们好像都会去东北——我的家乡——开辟根据地似的。

9月初下达命令，果然去东北。9月4日，我随杨家岭大队与老黄一起出发了，过桥儿沟和季愚告别，相约东北再见。

二、在佳木斯

告别了延安这块抗战中的净土。在那里我度过八年抗战时期最无牵挂的时日，延安有句流行话：“天塌下来有毛主席”。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青春年华，大家一块工作、生产，星期六去王家坪跳舞。总理、陈老总等都常出现在那里的土场子上。我们学校的乐队，愉快的心情，人们的心贴得那么近，充满了胜利的希望。这是以后任何豪华的舞会都无法相比的。一个人只要为希望所鼓舞，就会产生难以置信的力量。

我们怀着这种希望，越过祖国的万水千山，到了东北。我被分配在东北最北的省份——北安省。它位于哈尔滨和黑龙江之间。当时是苏联红军占领时期，我是省委和政府的机要翻译，工作非常多，也出差去过哈尔滨，打听季愚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来东北了。次年苏军撤退后我被调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办外语学校复校事宜，调到学校工作，兼作刘亚楼同志的机要秘书。十月，我随以叶季壮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苏联一个边境城市商谈并签订贸易协定。这时学校刚刚上课，国民党军已经到了第二松花江。我们去苏工作了整整一个月，回来后，兼任外语学校校长的刘亚楼要我立即去佳木斯，学校已经撤退到那里，学生，苏籍教师和家属也随校去了。学校的副校长是兼职，没有去，实际上带队的只有大队长和几个队长了，十分叫人不放心。组织分配一名政工干部和我同行，他就是从129师385旅调来的赵向同志。

去佳木斯的路上，火车在原始大森林穿过，一片青翠的松柏，和贝加尔湖畔的大森林差不多，人烟稀少。

到了佳木斯，我们赶到郊外，学校就座落在一个已被炮火摧毁的日本兵营的废墟之中。11月天气，东北已白雪皑皑。兵营原址内，到处残砖、碎瓦、旧暖气片、旧锅炉。这里只有一幢楼的烟筒里冒着烟，窗玻璃是新安上的，走进去一看，过道上黑乎乎的，明显被火烧过，一进办公室，房里刷得白白的，地板是新木板铺的，没有刷油漆，十分干净。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季愚就坐镇这里，管理这所学校，是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同志把她从东北大学调来的。她一见我，第一句话是：“你可回来了！”

当时一些苏籍教师对我说，多亏了王校长，不然不知怎么样了。原来，学校搬来以前，暖气还没有装好，什么都没有，室温零下；苏籍教师中还有一位带着没有满月的孩子，他们是坐着货车撤来这里的。当时季愚动员了同学、老师，用暖气片和废炉灶铁板修了可取暖、也可做饭的炉子；从市里要来了牛奶，室外砌了俄罗斯民间式的烤面包炉。有人还在雪地的碎砖下面发现了一两块地毯，拿回来给外国老师的房间铺上了。教室、宿舍里都用砖砌上了炉子，燃料倒不缺，到处是塌下来的房梁、门窗，都可以当柴烧取暖，以后又拉了煤（我们离鹤岗煤矿不远）。而且到处是野兔子，一出门就可以打到。我们都是供给制，伙食是可以保证的。我们还把旧木头钉成一个框子，上面挂上一些花布，就是外国老师的衣柜了。短短一个月工夫，能够窗明几净，四个班都高高兴兴地上起课来了。那都是些多么好的学生，多么好的老师呀！这一切都是与季愚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对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分不开的。想想看，当时东北的学生中还有不少人对国民党认识模糊，对八路军不十分信任，能够把他们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是要具有真正的威信的。人们在她身上看见了党的形象，也在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学生如鲁刚、王影，调干同学如郑拓彬以及教师、党员积极分子如章金树、关裕伦、刘爱丽、任伶等等身上看见了人和人的新的关系。那些想要退伍的人（我们是军校，入校就是参军），都留校不走了。学校在艰难岁月中团结巩固起来了。

这时四平打得很紧，后方在整编，后勤部一定要把我校列为整编对象。这怎么行呢？装甲部队、空军都正在建设，苏联专家很快就要来。我们向校长刘亚楼写报告，坚持不能整掉我们，后勤部长钟赤兵说：“供给实在困难，留下你们，可以，但只给口粮、军装，其他学习和办公费用，一概自给。”季愚在党组会上提出：把延安带出来的黄金都卖掉，买了十辆日本人留下的旧卡车，去集宁金矿上跑生意。谢嘉宾队长负责这一工作，天寒地冻下金沟，把钱、粮、油、盐、肉、菜送到金矿，换回金沙，交给银行换现金。这样一来，生活慢慢好了起来。我们又在北安农场投了资，还帮助北安省委和北朝鲜换货，北安省委给我们送来了砂糖、苹果和巧克力（这是当时东北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自然分给了外籍教师，季愚不准自己人动一个苹果。就这样春节到了。

旧历除夕晚会是我永生难忘的。礼堂的墙上，全是洁白发亮的冰雪，同学们用彩纸做了灯笼、花串，把礼堂装饰的五颜六色，彩带缤纷，墙壁银光闪烁，小礼堂像一座冰雪的殿堂。虽然寒气逼人，但乐声起处，同学们都翩翩起舞，满面红光，歌声、掌声、乐曲声、欢笑声彻夜不停。季愚站在一旁看我们玩，这样的青春的心绪、欢乐、活力，也许一生中只能遇见这样一次吧！

这天还有一个插曲：苏籍老师库兹涅佐夫想到外面去转一转，透透气，一开门，看见一只野兔子蹲在离门不远的地方，他回房间拿了猎枪，一枪就打中了。楼上的同志听见枪声，以为有情况，就忙着跑了下来，原来是打着一个兔子，于是大家又笑不可遏，更增加了欢乐的气氛。不久前，当事过四十年之后，库兹涅佐夫来华访问时，还忆起了这件趣事。

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就是遍地小草的春天了。房子被炸毁了，但还留有花园、体育场的遗址，大家清理了场地，排球、篮球场出现了。每班都分有一块菜地，收下的菜交给伙房。伙房养了猪和鸡。这时伙食已经不错了，有炒菜、有肉、也有鱼吃了（佳木斯是松花江的口岸）。同学们自己打扫教室、楼道。有的班还清理场地，种上了花。废墟中的校园在我们的心中是美丽的。

在校的学生中，也有干部子弟。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不能有半点特殊。记得叶楚梅和叶正大来校的第二天，季愚就分配他们去打扫厕所，培养他们能吃苦好学的精神。对他们的困难，则予以解决，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必需用品、零用钱，是发给他们的。他们也都很自觉。

早起，楼外场地上到处是朗朗背生词的声音；夏日傍晚，在那昏暗的林荫间，低垂的合欢花散出阵阵芳郁，夹杂着青草的微馥，倾听着林中鸟儿的啼啭，人们浸沉在胜利的希望里，这一切又与季愚事必躬亲的表率作用分不开的。

学员学习的成绩都很好，什么也不缺（当然我们的要求也不高），那时我们还为送病号、外教进城，买了一辆马车。车身是淡青色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青鸟”。当五月通知我们派人去哈尔滨修理新校舍，准备回哈尔滨时，连外籍教师都不愿意回哈尔滨了。我们舍不得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一切：那菜地、花圃、教室、废墟中清理出来的条条小路，开门就可以看到野兔子，等等，等等。

三、返回哈尔滨

（一）教学思想

学校从1946年在哈尔滨复校，到1958年改为黑龙江大学这十二年里，及时地培养了六千多名俄语翻译、教师、以及各行各业的干部，支援了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我校有的学生只学习了十七个月就被调出工作（有的还不到十七个月）。由于他们在学校受到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很好的外语教育，出去后，大都能经受住政治和业务的双重考验，任务完成得很好。时间虽短，但许多同学告诉我：这段时间在他们一生中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建国前后，到处急需俄语翻译，我校学生是由中央直接分配的，总理和少奇同志直接关心学生的分配，我们几乎是天天有人毕业，天天有新班开学。这是怎样作到的呢？主要是季愚的教学思想正确、灵活的结果，她主张将长远的人才培养和应国家急需的速成教育相结合，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将目前的紧急任务和学校长远的正规的建设相结合。学校团结了大批的本地苏侨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利用哈尔滨的特殊条件，连清扫员都是请的苏侨，形成了浓厚的学习外语的气氛，使学生不得不进校就开口说外语。对外侨的待遇也较高，相当于其他学校的副教授的工资，连外文的打字员的工资也高出中国打字员的一倍，这是季愚不断地努力向上级争取来的。实际上，这样做，比从国外请人教实践课既方便、又省钱。学校还对他们的工会组织提供便宜的必要供应或困难补助。广大教师是满意的，每个教师每周十六节课，八节辅导；语法由中国老师教；一天是政治课和党团活动。教学大纲少而精，应分配单位的要求，还教一些与专业有关的知识和生词。进度是快的，学生课外文体活动都与外语相结合，还给学生业余小组请了舞蹈老师和音乐老师，以活跃全校生活。

学外语最好从少年开始，学校成立了预科，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来校只有十四五岁，增加了历史、语文、地理等文化课。季愚亲自给预科和本科生上语文课和政治课，而且亲自帮助政治课、语文课教师备课，讨论、修改讲稿。她是出色的老师，现代汉语和古汉语都造诣颇深，政治课上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教课是辛苦的，教语文课要改作业，她常常改本子直到深夜。对学生的生活也十分关心，尤其是对预科学生，夜晚季愚有时亲自查夜。这些穿着长大军装的少年们是那样可爱，直到现在，每回忆往事，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以后，苏联专家来了，设立了研究班、教师业余理论班、教师高级学习班（修苏联副博士课程）等，采取了不同层次提高教师水平的措施。像吕和新这样的口语能力强的老师，由苏联专家单独训练，有时专家要求严，吕和新都没有信心了。季愚劝导她说：“名师出高徒，但高徒自己要花出比师父更多的努力。”吕和新终于在实践课教学中成了优秀的教授。

王季愚、赵洵愚部分学生在一起

季愚对青年是爱护备至的。有一次，一个调干学生流产，这正是“三反”“五反”之后，财会当家，什么都订得死死的。季愚批了个条子，要给这位学生买只鸡和一些鸡蛋，给会计顶了回来，说：“无此规定。”正在这时，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去世了，他人高，买的棺材放不进去，院长要给做一个，会计不肯。季愚和那位院长分别命令会计付了钱，然后，去了北京找高教部，要求校长要有一定的审批权，否则辞职，结果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校、院长有批支一千元以内的权力。事情看来很一般，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敢于顶不合理的规定，说明她对工作是多么负责和认真。

（二）爱护青年 爱护人才 重在理解

学校渐渐扩大，事情也就复杂起来，年青的教师结婚了，有了孩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把孩子送回家，于是办了从出生40天婴儿的托儿所（日托整托都可以）到整托的幼儿园。托儿工作做得很好，还买了十头荷兰奶牛，专门为孩子们吃奶用，学校还给予补助。入托费用是很低的，这就免去了教职员工的很大困难。

那时，大家都在学俄语，我校教材被选为中央广播电台俄语广播学校的课本。我校编译室出的书、辞典等的稿费收入都交公（那时候大家是不要稿费的），加上北安农场和以前生产的积余，就用这笔钱，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对困难的学生、教职员工给以补助。这笔钱的开支是由我负责审批的。厨房仍养猪，是专门为学生改善伙食的，别人谁都不能动。记得有一次伙房杀猪，党委副书记的爱人买了四斤肉，给季愚知道了，她马上通知买肉的人把肉退了回去，批语说：“我们不能吃大众”。干部食堂也办得很好。总务方面由季愚亲自抓。她是学校校长，也是党委书记，教政治课、作报告，还到处走家串户，有问题就地解决。谁家生孩子，有人探亲，她或者自己去，或者叫我去，遇见需要给点钱时，她常问我：“有钱吗？咱们凑点给某某送去，太困难了。”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么一说，她看见有的教师孩子多了，就叫校医院的大夫送去节育药物。

季愚处处关心别人，严于律己。有一次，我们正准备出门，车子点着火，司机上楼取东西去了，力平当时还小，看没有人，就上了车。（他妈妈从来不允许他坐车，所以对车特别有兴趣），把车子开跑了上了大街，力平乱转动方向盘，想拐进一条小街，正好从那条街上开出一辆大卡车，他一慌，松了手，车子撞倒了人行道上的一棵树，又撞进了百货公司的罐头仓库，车子停住了。季愚安慰了司机，自己去了交通大队，然后赔了一棵树，赔了毁坏的罐头80多个，修理了仓库的墙，付了修理汽车的费用，共800余元。她自己没有钱，我的父亲给凑了点钱，也就差不多了，交给了总务处。事关自己，她是一丝不苟的。

学生犯了一般错误，季愚总是采取充分理解的态度，要他们自己认识错误，重在教育。有一次，有两个高年级的学生相爱了，而且怀了孕。他们来找我，希望不要开除他们，不然国家就白白培养他们了，而且他们也没有别的出路。在五十年代，大学生不许恋爱、结婚，否则要开除，还要受到党、团组织的处分，那是人们把生活问题看成是道德、思想品质问题的年代。我答应请示王校长。和季愚商量，认为他们确是青春时期偶然不慎所致，并非属于道德败坏，还是谨慎处理为好，没有层层批判，没有给予开除处分。他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而且非常后悔，以后这两个同学都工作得很好。

又例如郭鹏，她是一位女同学，在佳木斯时，有一次坐大卡车进城看电影，雪后路滑，车子翻了。她被压在车下，右手靠近腕部粉碎性骨折，被送进医院。在那种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因为肌肉压得一点也没有了，只有截肢。当季愚和我赶到时，她已上了手术台。我们求医生，无论如何要保住手，女孩子残废了，困难更多，怎么办？医生答应了，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断了神经、大血管都接上了。虽然保住了手，但是没有了肌肉，常常因血液循环不好而发肿。病后把她调到校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保送进了医大，终于成了一名医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去年我在洛阳见到了她，她还念念不忘季愚为她保住了手。

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即招收了残疾青年王乃仁。他是干部子弟，父亲早年离家参加革命，不幸牺牲，他无依无靠。其实他只是成了侏儒形，智力并不差。当时高教部的规定，这样的学生，体检是通不过的，季愚作主，收了他。他学习努力，为人正派，工作负责认真，入了党，成了家，生活得也很幸福。

还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忘记的。北平解放后，从京津各大学来了一百多大学生，组成了四个班。学校很重视对他们的培养，也注意到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特点。有一次，四个班开检讨会，同学们给学校提了很多意见，要校方解答。意见中有：对学生的时间安排得过死，学生会应成为学生自治的组织。最尖锐的是不上政治课，由同学自学（特别指出《实践论》），因为他们已不是中学生了等等。学校的党团干部惊住了，要进行批判。向季愚汇报后，她亲自出席四个班的会议，解答了问题。她谆谆善诱，谈笑风生地和他们谈旧大学生的生活，以及我校的特点等。合理的建议她都采纳了，学校立即改正，办不到的也作了解释。季愚熟悉人，能理解人。

1952年，高教部从全国各校送来一批教授，约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是教英语的。其中有不少知名人士，如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四川大学的周考成先生，以及朱文振先生等等。他们来校的任务是学习俄语。大家知道，一位一向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他们又不太年青了，突然改行学俄语，思想上和面对的困难所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季愚为此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对他们的教学和生活安排问题。我校有一所高级二层花园洋房，有壁炉，嵌花地板，原是给苏联专家准备的。现在决定给他们住，一切设备都很方便，专门给他们开了教授灶。派了最有经验的外国教师，语法教师（李锡胤、王超尘）以及班主任（艾钢阳）。他们开始学习时，困难较大。我常常亲自去听课，季愚请他们到家里聊天。他们在外院学习两年，1954年结束了学业。事隔20年，周考成教授去上海看望季愚时，她马上叫出了他的名字，还清清楚楚称他为莎士比亚专家。

还有一次，有两位原教授班的先生到上海，找不到地方住，那天是星期天，而且很晚了，他们去找季愚，她虽然没有找到招待所的人，但却亲自安排他们在她的办公室过了一夜，次日安排了住处。

我最近去成都，遇见了这些教授，他们对往事都记得十分清楚，而且说：他们在哈尔滨度过了非常有意义而难忘的两年。

还有许多同志都曾在外院进修过，当时为空军办了准备出国的进修班，以及华侨培训班，还有一些大学已经毕业的学员，其中如现在科学院的教授史瀛仙同志等，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得到学校的特殊照顾。这一切都是和季愚常谈的“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的思想分不开的。

又例如青年干部张大可（现在他已是驻外的大使了）曾患坐骨神经痛和脊柱神经痛，行动不便，医生建议疗养。在哈尔滨的条件是办不到的。于是季愚亲自关怀，送他到汤岗子疗养院医治，很快就病愈了。

这样的事很多，不是一篇短短的回忆录可以盛得下的。

（三）对待运动 头脑清醒

1．“三查三整”

任何时候，头脑清醒，实事求是，是季愚的最大特点。形势越紧张，她越能保持这一特点。

日本投降后，直到建国以后，几乎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度过的。每次运动结束，季愚总是对我说：“这以后可以读点书了。”但她的愿望总是实现不了，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运动中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左”的思潮。

我们到东北后的第一次运动，就是三查三整。三查就是查阶级、思想、作风。我们当时有一位副校长，传达了运动精神，最后他说：凡非劳苦大众出身的都要开除出党。而且动员学生、干部给领导提意见，还要表态。他还暗示一个干部子弟说我常去李立三家，而李立三是苏联大肃反的对象，要揭发我和李立三的关系。听说司令部里有一个非工农出身的参谋，不吃不喝地哭了三天，怕开除党籍。看来我校的对象就是季愚、赵向和我了。

季愚是四川人，很早（二十年代）就离开了那书香门第的家，在北平大学读书。她家有40亩桔子园，父亲在四川一个县当过县长。她离家后就与家庭断绝联系已经是几十年，而且父亲早已去世了。赵向原籍永吉，他父亲生前兢兢业业作生意，在永吉开设“四恒表局”，并在哈尔滨道里、道外及上海、沈阳各设分店。当赵向上小学时，因店铺被买办资本家（亨得利钟表店，有威表行等）挤垮，民族资本乃一再破产，他没赶上家庭兴盛时期。1937年他参加革命后在太行山打游击，肠胃病很重。但据此给他扣上“资本家”的帽子。我则更不用说了，还“和家里有联系”（其实离家后并无联系，抗战胜利后，吉林市被国民党占领，为了工作方便，组织上要我给家里写信，利用我家的关系。早在1941年，我党派回东北的党员，受到父亲的掩护。父亲听说我回来，托人给我带来点钱，我还交了党费）。

动员了半天，没有人发什么言。会后大家都不理解。季愚和我商量之后，我们两人去找校长刘亚楼和司令部政委罗荣桓，向他们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三个人，还有大批出身于非贫寒阶层的学生和干部。他们也不同意这种“左”的作法。不久下来了《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又派了张如心同志来（他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出名的学者，曾作过毛主席的理论秘书），兼任我校政治委员，协助领导运动，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出身各有不同，重在表现。运动后，季愚被任命为副校长。在以后的运动中，她也常常能在“左”的思潮中摆脱干扰。

2．“三反五反”

镇反运动我校触及不大。三反五反，上面给我们下达了大小“老虎”的指标。“老虎”是指贪污千元以上的人。当时党委研究了一下。觉得我们学校是个清水衙门，一切较大开支，都经过银行，连我们校级干部，谁也没见过上千元的现款，何况干部作风正派，还不懂这些歪门邪道。于是季愚去市委作了汇报，要求撤回指标，提出：“有什么整什么”。市委派人来坐镇。先把会计隔离审查，因为他经管学校自己生产的小金库帐目。于是从查帐开始，但没有查出什么，就搞起逼供信来。会计本身有点问题，就是结婚接受了有来往的商家的两条绣花被面（当时每床还不到十元钱），逼得会计跳楼身死。其他查出结婚接受了商务赠送的绣花被面的还有总务科长（他是个年轻的长征干部）和总务处长（是个老干部）。

三反五反的动员大会上，是我作的动员报告，说明了精神并强调了重在教育，接受经验教训，当时有一位老同志站了出来，说：“市委给了学校指标，赵洵为什么不宣布，学校有小金库，问题很大”。这样一来，群众哗然。当我走出会场时，大家用惊异和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真是心如刀割，好在运动不在学生中进行，上课照旧，党委要求他们好好学习，懂得一刻千金的道理。结果把接受被面的同志开除了党籍。其实，这些送礼的人，并非什么五毒分子，只不过是一种旧习惯。当然，我们刚刚进城，受礼是不对的，但只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是可以改正的。特别是那位会计之死和长征干部被开除，我们都非常痛心。在批评犯错误的同志之后，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后来他们重新入党。三中全会后，开除党籍的处分，也给改正了。季愚的特点就是心里有数，从不随“左”的波，逐“左”的流。

3．对待所谓“被怀疑有问题”的人

高静、刘耀武都是最早到我校的学员，也是最早留校的老师。刘是伪满时期的大学生，日文也很好。高静是哈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他们又都是学校的积极分子。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相继有人告发他们有“严重政治问题”。一推算，所谓高静有问题那年，他才16岁。刘则是与人事等问题有关。

事情发生后，市委要求隔离审查。对高静，公安局则要求拘留审查。以季愚为首的党委认为，某一孤证口述，又无旁证，不能作为立案根据，所以对上述批示坚决不同意。以后市委做了对刘长期考查，高静开除党籍的决定，我们虽然认为这一指示不公道，但作为下级，我们服从了决定。他们的问题就一直挂着。

季愚认为：挂着并不等于不使用，不培养，所以对他们并没有歧视。苏联专家乌汉诺夫来时，组织了一个高级骨干学习班，高静、刘耀武以及一些业务尖子，都参加了学习，我也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这也正是少奇同志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的时候。当然上级、校内都有议论，乃至于干涉，觉得我们有“单纯业务观点”。季愚对上级的压力一直顶着。她说：“事物都是复杂的，没有解决的疑问，并不等于本人真正有问题，责任在于我们提出了没有证据的疑问，所以不应影响使用和培养”。结果参加这个班学习的业务干部，以后几乎都成为教授了。为了弄清他们的问题，行程万里，不知花了多少钱，但这些问题现在已弄清，说明他们都是干净的青年。

4．“反右运动”

“文化大革命”以前，最大的运动要算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了。

学校这时已经规模很大，是有6000多名师生员工的学校了。1957年4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对当时斯大林逝世后，匈牙利事件波及东欧，而没有波及我们，援引了冯延巳的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说明我国局势是稳定的。然后他说，大意是：现在在中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只占知识分子的5%，所以要进行一次教育。有人不习惯社会主义制度，有些看法，有意见可以提，叫人说话是垮不了的，不叫人说话的才会垮掉。以后就讲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敌我矛盾是少数。

我回来后，就如实传达了。

当时我们学校面临招生人数过多，还有少数民族学生听不懂课（因为不会汉语）等问题，而且刚刚成立英语系。

提意见是党号召的。特别是英语系的新来的民主党派的老师，他们有的刚从上海社会上聘请来，也有留美的英语老师。我校问题的焦点是以后学生分配的问题，也还有党团干部作风，课内外时间安排得过死，学生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等等问题。本来是给党提意见的，以后少数学生采取了大民主的方式，写标语，成立了一些小组，要求上北京解决转学问题。提出的问题大多是一般性的，个别语言尖刻一些。也有的行为过火，如要求接管工会福利，接管校刊，有的学生对肃反采取的形式（隔离审查）表示不满，罢课，要求公开党员会议内容而围攻党委、团委干部，也有对个别人进行人身攻击。于是被迫停课辩论，大字报到处都是。学生采取这样的形式，我们没有料到，但对这些形式是熟悉的，因为在国民党的统治区，我们的不少党员都闹过事，但无论如何，大多数提出的问题，是具体的，一般的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解决的，而不是敌我矛盾。

我校属于闹事最早的单位，紧张的辩论开始了。于是市委的几位书记、宣传部长、处长，团市委负责人，都亲临前线，直接指示，前后六七十天之久。院党委的主要成员天天到夜里三四点钟才能睡觉，结果好几个同志累垮了。党委的门你进我出，门庭若市，提出各种要求，要求解答，看无数的大字报。累得党委副书记兼青年团委书记左毅的哮喘病犯了，接着赵向同志肠出血，高士英同志昏倒住院，终于季愚的心脏病也犯了，医生坚持把她送进了医院，出院后就去帽儿山休养了。我们也怕她回来又会累病，就让她在帽儿山出主意，学校里的事我顶着。

不久，人民日报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以后，形势大变。市委指示说：右派反党，要予以还击，而且对“有右派言论的都要定性”，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我们惊住了。因为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所谓“右派”并不限于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变成了敌我矛盾，而且下达了3%（还要超额3%）的反右指标。对这一点，我和季愚都百思不解：不是允许群众说话吗？他们又说了一些什么呢？！何况毛主席说过：上帝允许年青人犯错误，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记得有一次左毅问我：“会把右派怎么样？”我当时突然想到了苏联的历史事实，回答他说：“说不准，不过苏联的‘右派’还有被杀头了的呢！”这可把左毅吓住了。

反右开始了，分组进行批判，气氛十分紧张。因为我领导得不力吧，市委决定我管行政工作，反右运动由另一名党委书记挂帅，市委坐镇领导。运动开始不久，在几次批判会之后，一位来校不久的英语教师自杀了。接着就批判鲁刚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观点。

鲁刚是我校第一批学员，是从老根据地来的，也是最早留校的干部。他当时是级部主任、党委成员，也是这次反右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平时好读书，喜爱文学，如读高尔基的作品时，遇见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常常和领导谈心，汇报自己的思想。在这次鸣放运动中，他遵守“推墙留线”的指示，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所以要对他批判，我想不通。我去帽儿山和季愚商量。她希望能和市委研究，对鲁刚，还有一些青年学生，说错了话的要保护，不要一棍子打死。

我回来后，鲁刚成了主要批判对象，但批判是无力的。当时艾钢阳（学校的副教务主任，那年他26岁，是敌区来的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党员）了解鲁刚较深，也不服气。批判鲁时，他主动坐在鲁身旁陪斗，这就引起市委的震惊，认为我们领导不力。

其次是姜长斌，他刚刚毕业，21岁，一直积极，刚刚入党，只因为提了几点意见（他认为党员应起带头作用），也受到批判。

同样的情况，有一个刚入校的一年级生才十七岁（不到法定年龄）和一个调干女学生（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不过是赞成陈昌浩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央对培养多方面语种的外语教学重视得不够），也成了右派言论的人。

对这四个人（我们认为是典型的），我们不主张做为有严重右派言论的人。后来，市委直接布置，由保卫科科长执行，带着“搜查证”，搜查了一批人的房间，其中就有鲁刚的宿舍。这件事，领导小组事先并不知道。搜查时，拿到了鲁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对许多问题写了自己的感想，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啦！

市委把季愚叫了去，警告她说：“你不要犯组织性的错误。”

正好这时松花江涨大水，哈市全体人员都上堤抢险，保卫哈尔滨，而且要求书记、校长负责，季愚只好上堤，运动暂时停止了。这也正是暑假期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防汛之余，看了一些材料，处理了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批准艾钢阳调回上海医大。他本来就是调干生，原是学医的，否则也逃不了厄运。

左毅住院时，因为他在动员党员鸣放大会上说过：“听到意见党员不要反驳，让大家说话。”这本是市委传达下来的意思，反右时，有人要抓他的右派言论。还有朱文佩，她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在鸣放大会上，说了几句对某几个人有意见的话，次日她就分娩了。对这两个人，我们也实事求是地向市委反映了情况，才免于难。还有些学生也在这一时期转了学，开学前就离开学校了，这样又保护了一批青年。

防汛后，右派定性，市委又派人亲临指挥，全国都是这样严峻的气氛，所以无论季愚、我、左毅、或者领导小组其他成员，都无能为力。

给鲁刚等定性那天我哭了。我觉得非常内疚，无力保护一些纯洁的青年，因此被称之为“挥泪斩马谡”。

定性后，一百多人下去劳动了。听说他们在劳动中很受苦，真是难过极了。开始时，他们在兴凯湖上和松花江上打鱼，春节就要来临，还在冰天雪地里打鱼。有人不同意“右派”回家过年，季愚坚持他们回家过春节。张启满还记得：回来后，还同样分给一份他们带回来的鱼。提起此事，他至今还热泪盈眶。

后来学校自己办了农场，把他们调了回来。过了两年，我听说一个同学在劳改中累死了，他是个华侨。一想起这些，心就不能平静，我们都不是能够力挽狂澜的强者。但据我所知，那些成了“右派”的人，受过冤枉的人，却没有怨恨季愚和我，他们是深明事理的人，感谢他们的宽厚。

上面提到的学校经历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是在市委领导下，有时是在市委直接指挥和干预下进行的，这里仅仅是反映了当时学校的实际情况。当然大家都知道，当时全国形势就是如此，并不是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单位的情况是如此。

反右结束，在总政当文化部长的陈沂当了右派到齐齐哈尔改造，全家搬到哈尔滨。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毛主席亲口批评说陈沂不许鸣放，是错误的。后来不知陈沂去团校说了些什么，就成了右派了。他的爱人马楠调哈尔滨当文化局长。他们全家空手来的，自然困难很多。这时老黄奉调出国，家中有多余的家具，季愚叫我送去给他们用。市委的一位书记还批评了我，说我和右派没有划清界限。我实在想不通，顶了他一句：“马楠又不是右派！”在这段时间里，季愚很关心马楠一家人。

接着就是大炼钢铁，大放“卫星”，有的甚至把电动机、精密仪器都拿出去炼铁。我去过鞍山多次（那时老黄在那里工作），知道炼铁是很复杂的，而且炼铁是为了炼钢，炼出来的好钢，才可以做各种金属制品，而不是相反。总务处告急，说学生要搜查仓库。季愚连夜组织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把许多有用的金属物品转移，藏了起来。那时天已冷了，有人用石磙子在宿舍过道里粉碎焦炭，把混凝土地板全压碎了。

这时，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指名我校正规教学是“滚入了修正主义泥坑”，政治压力更大了。在大问题面前，季愚从来头脑冷静，安慰大家说：“我们本来是正规的高校，等别人有了成熟经验再学习吧！试验并不是结论，我们也没有时间试点。”所以按时上课，学习没有受到很大干扰。

还有一件事：市委某一书记作了报告，说缝纫机是生产资料，不是消费资料，所以都要集中办厂。有缝纫机的人家都很紧张。当时我们校医院的一个医生是日本人，她有四个孩子，缝缝补补全靠这机子，她不肯交，并提出如果非交不可，今后缝补要请厂子负责。这件事，季愚也处理的比较好：外籍的不收，有自愿带机子办合作社的，按合作社原则办，不勉强。当时我们许多人觉得如此幼稚的提法，怎么会出自读过《资本论》的市委书记之口，但只有私下议论，没有敢叫上面知道。

这一年出的事太多了，季愚能够冷静地处理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是多么难能可贵。

1958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各省都要办综合性大学。消息传来，省要把外院变成综合性大学。我们觉得师院更有成为综合性大学的条件。季愚和我分别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汇报，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认为外语学院还有发展多语种的任务，不应改为黑大，这等于取消外院。后来，我们给中央的信都退到省委来，季愚和我都受了批评，差一点成了反大跃进。

成立黑大后，季愚当了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我出国学习和工作去了。黑大校长为刘达同志，在反右倾中被触动。以后来了新校长，“左”的思潮更加泛滥，季愚的正确的教学思想横遭破坏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她仍孜孜不倦地建设学校，把各系渐渐建立起来。

学校刚刚上轨道，又刮起了下乡办学之风。趁季愚出差之际，在没有任何周密的准备之下，就要把学校拉到乡下。有人在动员大会上喊：“城市里到处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得了？！到乡下去，只要地球在转，就绝不回来”。在大喊大叫声中，几千人被赶到乡下，缺吃少穿，没法上课，天寒地冻，病号与日俱增。王超尘劳动得三个指头变了形，任伶骨瘦如柴，穿一件军大衣，腰上系一根麻绳。真是怨声载道。待季愚回来，到处奔跑，向上级汇报，调查浮肿和闭经的人，找医生、看病号；另一方面，积极准备粮食和烧锅炉的煤炭。

季愚又一次顶住了极左思潮，收拾了残局。这时候我不在国内，许多事是我1962年回国休假时同志们告诉我的。据总务处的同志告诉我，这次下乡办学，白白花费了五万多元，而且许多同志都病倒了，多年不能恢复，乡下的群众也非常反感，本来就是所谓自然灾荒，又去和群众争食。老百姓说：他们简直像一群叫花子。

四、迁校的前前后后

我们学校曾多次搬家。最早住的是一幢铁路管理局的楼。从佳木斯回来，迁马家沟日本人留下的女子家政学校；此后学生多了，把一所“满州国”时代的邮电局分给我们，作为学校的二部。后来东北局迁沈阳，又将原东北局占的两个街区给了我们，这是以前伪满医大的旧址，旁边就是医大附属医院，已经恢复工作。随着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各项工作都开展起来，各单位都要求收回原来的房地产，用基建面积和我们交换。大家都不愿意，因为我们占有的楼房是老俄国式的建筑，礼堂、教室、宿舍都很整齐，已经修缮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而且在附近又增修了新教学楼、宿舍，标准也比较高。到郊区的沙曼屯去，一切从头开始，谁都懂得创业的艰难，我就第一个不同意。但季愚坚决主张搬。她认为：我们现在占的老医大的教学楼，都是按医科标准设计的，又在医院附近；所占的邮电大楼，迟早总要让出来。学校要发展，学生要有活动的场地、绿色的校园、运动场、图书馆、俱乐部、游泳池等等，虽然不能一下子办到，但现在就要看见将来。她说：“你不是学过建筑吗？！考虑一下总体设计吧！现在就开始在郊区盖起来，盖好一部分就搬一部分，城里也留一些房子。郊外一面盖房子，一面种树，以后学生要在绿荫中读书，我们要有一片土地，现在不动手，以后就晚了。”由于她的远见，才有了今天的校园：布局合理，有充分的地方可以建设。现在全校被绿荫复盖，夏天，游泳池一泓碧水，林荫路上书声朗朗。楼前有两株椴树，是季愚和我亲手栽的（因为艰苦年代吃树叶时，对椴树叶印象最深），现在这两株树已经很粗壮了。每当七月，走在楼前小径上，有一种幽香泌人心脾，总是勾起我对季愚的无限怀念。是的，她是椴树，给人慰籍，给人芬芳，还给人椴蜜。我常常久久站在树前，想起归有光《项脊轩记》中所抒发的感情，真是：此树为季愚生前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五、生活篇章

季愚的一生是很坎坷的。二十年代能从四川一个县里出来到北平上学，在当时也是不多的。她爱人是她大学的同学，也是革命的同志。后来他们夫妇到了上海，那时生活虽然艰难，但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几载同窗，革命伴侣，这是很自然的。上海在南市大火中失陷后，他们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当时她手录过一首《咏菊》诗，其中有两句是：“不与东风同款曲，愿陪冷月抱贞坚”，说明她坚守孤岛的决心，太平洋战争开始前，他们夫妇二人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组织才决定他们撤出上海。季愚是四川人，被分配去重庆作地下工作，于是她拖着两个孩子（当时力平在襁褓之中）经香港去重庆。她的爱人带着演出队去香港了。他们分开了约两年多光景。突然有一天，她的爱人奉调带团回重庆工作，这时他已和新夫人（团里的演员）生了孩子（应该说明一下，在地下党，对生活问题组织是不大过问的，那是另一种工作环境），而且新夫人的父亲又是社会名流，我们的统战对象。他本人也还要留下作地下工作。组织只好从工作出发，调季愚回延安，此外也确有实际困难，她要工作，要养活两个孩子（地下党员都得自己找工作，组织养不起），也实在太艰苦，加以环境紧张，随时有出现危险的可能。于是组织决定她回延安。在离开重庆之前，周总理和邓大姐曾找季愚谈话，教育她不要被生活中的悲伤压倒，摆正个人生活和革命工作的关系。总理说：“丈夫离开了你，革命没有离开你嘛，到延安去吧。那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也有许多好同志，如果你愿意，还可以重新组织一个家庭嘛。”周总理和邓大姐关照龙飞虎同志一路照顾，还给力凡改了一个掩护身份的名字——周健琴。就这样，季愚以八路军120师某副官夫人的身份，带着孩子，跟随龙飞虎同志的车队，经过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西北数省，辗转来到延安。当时同行的，有王若飞的遗孤王继飞，蔡夏莹同志的孩子蔡诚等同志。

其实，季愚是深深地爱着力平的父亲。她和我相处的日子里，常常谈起他们以前的生活，他们的初恋，婚后的往事。有一次，那是在哈尔滨的时候，晚上我去季愚处商量一点事，看见她握笔作书，录写古诗，其第三句“宝镜有尘难见面”，我知道她是在怀念远方故人，就不假思索地继续录完第四句“妆台红粉画谁眉！”季愚看了，默然不语。这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劝她说：“何必如此！你离开他时只有28岁，不能另安排生活吗？！”她叹了一口气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还不能忘记他。”

北平解放后，季愚出差去京，力凡的父亲也在那里开会。那时宋之的还在世，他请季愚去玩，也请了力平的父亲，他们离别多年后见面了。席散，他想和季愚谈谈。因为这次见面非常突然，她又是一个性格非常坚强，为人处事从来宽厚的人，同时也不愿意触起旧痛，她只很简单地说了下面的话：“过去的已经过去，无可挽回，将来的事党会做出安排，有什么可谈的呢？！”言毕就告辞了。后来，有一次力平的父亲过哈尔滨时，她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让他和儿子在一起生活了几天，自己搬到我那里了，还开玩笑地说：“我成了不合法的了！”言下黯然。

季愚喜欢夜读，不管多么忙，晚上都要读书，也喜欢名墨、名砚，读书、工作累了，就拿出来，摆在桌上看看，爱不释手。

她也喜欢和干部一起过松花江野游，晒太阳，夏日炎炎，她常常拖我过江去玩一天，松一松神经，这就是她的休息。

她也喜欢那些性格爽朗的同学和老师，有时聊得晚了，大家动手，在她家中进晚餐，自己能做一手好四川菜。

大家都喜欢和她谈天说地，被她的博学、深刻的思想、慈母般的关怀所感动。这样融洽的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和人的关系，在其他学校我是没有看见过的。前些日子我和鲁芒（当时是喜欢体育的山东学生）同学还回忆起他在季愚家吃饭的情景。

（一）力凡和力平

日本投降后，季愚从延安调往东北，力平那年五岁，只好交给保育院。季愚是偷偷走的，把他委托给一个同志，然后送到保育院去。妈妈走后，他站在东山头上，哭着叫妈妈。他对母亲这种深厚的感情一直保存至今天。1947年以后他就成了“摇篮”队的成员。自从他们撤离延安东渡黄河后，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季愚一直为他担心。因为他还太小，千里跋涉。虽然如此，在行军路上，他算是大班的成员了，所以不能老坐马背摇篮，有时也要随队步行。

1949年秋天，有一天我正下楼，看见一个小男孩上楼来了，一身土布衣裤，我一眼就认出是力平。我问他：“认得我是谁吗？”他叫了起来：“妈妈！”他已经记不得我们的样子了。我告诉他：妈妈出差去了，暂时就跟我吧！

第二天清晨，他已起床了，找扫帚扫地，擦灰尘。我说地板是要洗的，他就去找拖布。是一个能吃苦、爱劳动的孩子。待季愚回来，上面给力平个名额，进沈阳的育才干部子弟学校，季愚坚决不同意，她说：“我们的孩子应该和老百姓的孩子一起长大”，进了花园街小学（离我校甚近），以后考入三中，先后一直是少先队长，共青团支部书记，爱读书，生活简朴。后来考大学时，保送上了黑龙江科技大学，困难时期，学校调整，把他分在黑大数学系。经历了时代和个人的曲折，现在他也是领导干部了，愿他在新的时代珍藏母亲留给他的精神贵产。

力凡一直跟着妈妈，和季愚一起从延安骑毛驴到东北。她自幼住校，当时大家的生活还不如老百姓，所以身体不算好。长途跋涉，到了东北，天寒地冻，得了肾炎。以后和妈妈一起回到哈尔滨，进了中学。当时她的学校里有一些干部子弟，是一些同志前妻的子女，因此都有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他们喜爱读书，往往不能消化。有一次力凡看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问罪无辜》时，问我说：“我父亲为什么离开我母亲，是否因为她不好？”因为季愚从来未对孩子们谈过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我就开导她说：“你母亲的为人是无可指责的。至于感情问题，你长大了就明白了！”没有父亲，她一直觉得不幸。当时她正处在青春期，出现多愁善感的心理状态。有时她说老师不喜欢她，上课时闭起眼睛，不听也不回答老师的问题。妈妈很忙，她多么会开导青年，但在女儿面前却无能为力。有一天清晨，天下着雨，因为校医院有个危重病人没有送进医院，我想去看看病人。一进院子，看见力凡在打季愚，一面打一面嘴里说出《问罪无辜》中儿子骂母亲那段台词。我忙跑过去，把力凡拉开，她就跑了。季愚被打的不支了，她是有心脏病的。我把她扶起来，送回去躺下。她很难过：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早发现力凡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而深感内疚。这时已经把力凡找了回来，经医生诊断为青春性神经分裂症，而哈尔滨是没有这类医院的。力凡大哭大闹，只好把她捆起来送北京找伍正谊大夫（他是精神病专家），住进了医院。在车站送行时，季愚流了眼泪。这是我和她相识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流泪。

力凡住了几个月医院，病已好了，回来后，医生劝季愚让力凡易地读书，以免因旧事再旧病复发。问力凡本人，她愿意去上海父亲处。我给他父亲写了信，他同意力凡去沪上学。在父亲家，异母妹对她很好，一切都恢复了常态。我们对这种病太无知了，不了解不是一次就可以痊愈的。去上海不到一年，她的两个朋友告诉她：她们要去留苏了，希望以后她也能出国留学。这两封信给力凡巨大的震动。她觉得自己有病，无望步她们的后尘，就犯病了。从此进了龙华精神病院，就再没有出来。

力凡的病，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是季愚的沉重负担。她每年去一次上海看望她，还要负担她的费用（父亲也负担一部分）。后来季愚去上海工作了，可以就地照顾她了。

在沪期间，她对力凡的父亲相敬如宾，也偶有交往。有一次，力凡的父亲对一位朋友说：“我准备把这杯苦酒饮尽！”是的，这是一杯生活的苦酒，但饮得更多的是季愚，其实又何止一杯！

十年动乱开始，季愚被“揪”回黑龙江大学批斗了三年，力凡的父亲受江青诬陷入了狱。有人竟疯狂到如此地步，居然发动精神病患者斗“黑五类”，力凡惨死在一群失去理智的人们的手下。据死后去看她的人告诉我：她遍体青紫。季愚一直不知道这一真实情况，大家没有告诉她，只说病故了。既然没有允许季愚回去看女儿一眼，她只能暗暗地又饮了一杯苦酒。

（二）“文化大革命”中在哈的三年

她被黑大“揪”回三年之久，在现实面前，大义凛然。一回哈尔滨，她就宣布三条：一不赖帐，二不逃跑，三不上吊。对她尽了虐待污辱之能事。每次吃饭，要她扛着一个大牌子：“我是三反分子王季愚”，还要口里念念有词说：“我有罪”。否则不给饭吃。为了和她在一起的八十多人能吃上饭，她也同意这样做了。旁观的人为之泪下。我当时在狱中，不知外面的情况，对她的坚毅，我是深信不移的；但对她的身体和“不可辱”的性格，对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行动，她受得了吗？是的，她都忍受下去了，乃至于得了恶疾，仍坦然处之，不与人言。她只在手术台上和卧病的十三天里，才算休息了一下。

当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力平的父亲痛哭失声，说：“我对不起你”。我相信他这时是很痛苦的。但我们都是局外人，这种感情我们是既无从意会，也不能言传的。他已饮尽了这杯苦酒，但已为时太晚了。季愚生前竟没有听见他说出的这句话。

王季愚校长和赵洵副校长游览松花江

六、最后的交往和会面

1973年，季愚来京动眼科手术，她找到了我的弟弟赵同，和我的两个孩子见了面，问了我在狱中的情况，这时已经允许家属探监了。她嘱孩子们告诉我：“要坚持活下去，事情是会有变化的。”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秦城的政治犯被释放，我出狱直接发配到河南商丘。季愚写信给我：要我把身体调理一下，其他的以后再说。

出狱之后，虽然谪居，但毕竟是可以自由在院内、街上走动，可以看见蓝天、绿树，比起单间的囚室来，自然好多了。我又遇见了好心肠的地委组织部的王部长和地委派来给我看病的刘大夫。过了七年半的单身牢房生活之后，我的视力、听力，两足神经末梢都退化了。我遵季愚之嘱，把主要任务放在恢复身体的各种机能上。季愚还送给我一些书。

这时我还不知道老黄已被折磨得瘫痪数年了。当孩子们来看我，告以这一消息时，我便坚决请假回京探亲，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回到了北京。临行前，季愚写信给我说：“你精神上要有最大的准备去面对现实，以后艰难的事还会很多、很多”。

我凌晨到北京，坐了一辆出租汽车。走近楼房时，汽车是从垃圾上通过的。楼道没有灯光，原来是玻璃窗的地方，乱七八糟地钉了些硬纸片，破席子。当我走近家门，看见自制的轮椅上坐着一个憔悴、目光迟钝的老人，他就是老黄，已经一点原来的样子都没有了。正如托翁在《战争与和平》中说过的：“仿佛他的灵魂像一只鸟儿从他身体中飞走了”。我的心碎了，真是国破家何在啊！

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了，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开处，看见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皮肤瘦得好像都透明了，啊，原来是季愚，我们拥抱之后，我问她是否有什么病，她说：没有，就是瘦。晚上，我招呼她洗了澡。她是市委组织来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晚上她很疲倦，只谈了如何考虑为老黄奔走复查的问题，否则就来不及了。次日去王府井购物，她仍健步如飞，我跟在她后面很吃力，所以也没有怀疑她有什么大病。

1981年要开“外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季愚要在会上做报告。她写信给我，说会后同游西子湖。我解放后还没有去过杭州，对西湖的记忆，是40年前的往事了。其实这时她吃不下东西已经多时了。力平背她下了楼（只要还有一点力量，她是不肯允许别人背他的），送到医院，才知道是胰腺、十二指肠、胃、小肠都是癌，全都长在一起了。我真不明白，年年体检，竟没有发现她得了此绝症，真不可思议！

当我下飞机时，来接我的人说：王校长还在手术台上，手术已经进行八小时了，是多处扩散的癌症。我心急如焚，但手术后不许会见外人。待她醒来，我去看她时，她睁开了眼睛，认出了我，流下了眼泪，但无力说出一句话。这是我认识她以后，看到她第二次流泪。我知道她有许多话要和我讲，但已力不从心了。过了几天，她卧病时，一次有两个需要落实政策的学生去看她，他们两人跪在她的床边，泣不成声。季愚看了我一眼，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管管他们。”

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不，也是公平的。她永远活在她的朋友、同志和学生心中。她逝世后，她的学生从四川、哈尔滨、浙江等地自费赶来和她告别，她抚养过的九个孤儿和力平抬着她的遗体，送了她最后的路程。据说由于葬仪规格所限，许多人未被允许去和她告别。她的学生去火化场要了一点她的骨灰，大家集资租了一条船，带上鲜花，把她的骨灰和鲜花撒在吴淞口的海里。这朵朵鲜花代表着颗颗爱她的心，护送她进了永生的王国。是的，她的品质、情操、对祖国的贡献是永存人间的。

新的时代会出现新的人物。但像她这样的人是不会再有了，因为生长和培育她的土壤、时代已经过去了。生活得很平凡，除了工作，也没有过什么享受。以后的人们可能比她生活得好些，更有成就。但愿人们不要忘记她——在精神上，她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高尚的人之一。

在写上面这段回忆时，我不得不因说明事实而提到一些人，他们有的健在，有的已不在人间了。但我对我所提及的任何人，都无褒贬之意，只不过是记下一段曲折的往事，希望读这篇回忆的同志们从中能重新思索，有所领悟，这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对那些已经长眠地下的人们，我祝愿他们的灵魂安息。（198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