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树下心语长——一个人和一所大学

转自：黑龙江大学《沙曼杨柳》2005年第1期，编辑组稿

在中国的北方，松花江穿过春夏秋冬日日不息的流淌。在江畔的哈尔滨城内有一所大学，她承袭着博学慎思、参天尽物的校训，从延河一路走来，又于丁香的馥郁和冰雪的华光中，微笑着看遍了半个多世纪的云淡风轻，看尽了六十多年的日月沉浮。她，就是黑龙江大学。

如今的黑大校园里，一望尽是树林和草坪。倘若你在一个秋雨还未落下的傍晚走进校园：右转，然后左转，接着抬起头。你会诧异于在依然浓绿的木叶中有一团金色在阳光下显得那么耀眼。你走到这团金色的下面，便会更为诧异地看到有两棵树并根而出。这时你随便拉住一个从你身边匆匆走过的学子，他便会告诉你这叫姊妹树，而关于她的身世，却要从一位著名的女教育学家说起，她的名字叫王季愚。

王季愚于1908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的黄林坳。1930年秋入北平大学学习，1933年辗转至上海。其间，参加了党的外国组织“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她被日伪列入黑名单，辗转赴重庆。后又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关心安排下，于1941年到达延安。抗战胜利后，她被派往东北，并于1946年的12月调入东北民主联军附设外国语专门学校（黑龙江大学的前身）。从此，她开始了和黑大休戚与共的岁月。

当时的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位于南岗区的邮政街和大直街，王季愚是哈外专的校长。还有一位副校长，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叫赵洵。据校友王福祥回忆说：“王校长是‘中派’，总爱穿一身粗布衣服，走路低着头。在全校大会上做报告是王校长的事，她讲起话来特别激动人心。王校长是我们男生崇拜的对象。赵校长是‘洋派’，穿西式的短衣长裙，家里雇的保姆也是洋人。她特别能做年轻人的思想工作。赵校长是女生们崇拜的对象。”可见，两位老校长个人之间差别很大：一位偏于理性，一位偏于感性。但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不仅能够走到一起，而且能够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哈外专党委副书记左毅同志曾用杜诗“玉山高并两峰寒”来形容这两位校长。

如今黑大的俄语系，于国内足可以昂首傲视。这个基础，是在哈外专时开始打下的。而这一点，是与王季愚校长分不开的。

王校长对俄国文学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她刚到延安时，与一位搞法国文学的女士住在同一个窑洞里。王校长的孩子当时尚年幼，那位女同志也带着一个婴儿。两人常一边喂养幼子一边看各自的外文书。王校长看到精彩之处，就会兴奋地翻译给那位女同志听。后来，王季愚校长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了培养中国俄语人才的事业上。而其实，她的汉语功底也是十分深厚的，早在1936年，她就把高尔基的《在人间》翻译出来了。

建国前后，国家急需俄语翻译，在这种形式下，她提出“将长远人才培养和国家应急速成教学相结合，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目前紧急任务和今后正规建校相结合”的办学方针。然后因地制宜地实施各种措施，使整个教学井然有序，为建国后各地新开设的俄语学校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经验。

1954年对于黑大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新建的沙曼屯新校址部分建成并投入使用——这里也就是现在黑龙江大学的校部。这是黑大成长和壮大的摇篮。

1955年王季愚开始设计学校的远景规划。人才、设备、校址、语种、大纲等，无不在她的缜密思考之中。哈外专原址的那些整齐实用的俄式建筑令许多人都产生了依恋的感觉，搬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字眼：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房子和器材不用，偏要搬到一片荒芜的沙曼屯去呢？

应该说是王季愚的坚持成就了今天的黑大。她说：“学校要发展，学生要有活动的场所”，“现在就要想到将来”，“现在不去，将来再去有困难，没有土地”。其间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争吵，但幸运的是校址最终还是迁了。今天，你乘车经过邮政街时看着那些拥挤的楼房，再回想一下你在黑大校园中无拘无束的身影，你会对王季愚校长当时做出的决定心悦诚服。

然而当初的沙曼屯真的不太令人乐观。极目望去，满目荒丘，整个校园内，仅仅有一棵树站在那里。

面对这样的环境，老校长率领全校的师生开始用双手改造这片荒凉的土地。两位老校长缅怀先辈曾以椴树叶果腹维生，为铭记过去、立教后人，亲自在前楼的规划绿地上植下了两棵弱小的椴树。这就是姊妹树的由来。这一天，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五十年后。这里已经是一片繁华，当年的沙曼屯，浓缩为一句“沙曼杨柳”永远地留在了黑大人的记忆中。

第二年，哈外专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58年又扩建为黑龙江大学，王季愚先后任副校长，党委书记和校长等主要职务。

扩建为黑龙江大学后，王季愚非常注重三材（人材，教材，器材）建设，这时《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批评黑大的正规办学是“滚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全校师生面临很大的压力。她安慰大家道：“黑大本来就是正规的学校，还是先干起来再说。”于是，在她的指挥下，学校各项工作得以按部就班的运行，为黑大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反右倾”波及到了教育领域，展开了批判“大，洋，古”的运动。黑大的其他领导在王季愚外出之际匆忙把学校拉到农村办“炕头大学”，理由是“城市里到处是资产阶级，怎么了得”。天寒地冰的农村，办学条件极度缺乏，几千名师生根本无法上课。王季愚回来之后，亲自下乡，实地访问师生，然后如实向省委汇报情况。最终，在上级领导的干预下，历时四个月的乡下办学才告终止，黑大的发展才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姊妹树下，又能够听到黑大学子朗朗的书声了。

如果不是那十年的大浩劫，王季愚或许就会在1964年与黑大道别了，即使重逢，只怕也只是匆匆的一唔吧？然而历史不容也许，1964年被调往上海外国语学院当院长的王季愚恐怕怎么也想不到，经年再见，她却是到这所她呕心沥血过的大学中来受批判的。这次的二十八个月，较之以前的十八年，在她心中哪一段更长呢？或许她会选择前者，因为二十八个月的鞭笞与侮辱远远要比十八年的风雨和辛苦更令她感到苍老。但是不，她一定不会的！对于一个如此豪气的人，区区二十八个月又算得了什么呢？在一次批斗会上，当造反派大叫“斗倒斗臭王季愚”的时候，她铁骨铮铮地回答：“斗臭了，五年后还会香起来！”而最终，她真的又“香”起来了。

时光流逝到1981年。王校长或许是感觉到累了吧！在5月6日那一天，她闭上了自己的双眼，永远的去了。这一天，距她种下姊妹树的日子已有二十六年。二十六年，树已经成材了，当年和这些树一起培育的人，也已经成材了。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写了一首自叙诗：“病骨轻如蝶，两鬓白如霜，七十已过二，镇日育才忙。”这首诗，是她一生真实的写照。

如今的姊妹树已亭亭如盖，郁郁葱葱。同根而出，象征着两位老校长的亲密无间。巨大的华盖，荫蔽着后来的莘莘学子。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出去了，又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进来。他们推动着黑大向前走，同时用脚步在黑大的心上踏出一道道的年轮。